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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印度來說,利用自身良好的國際交易環境,從歐盟、美國和俄羅斯引進成熟技術、搞萬國牌火箭總的看來是一個費效比較高的選擇。儘管印度的航空工業發展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澎湖民宿但其仍不失為國際航天領域的有力競爭者之一。
  11月5日,“曼加里安”號火星探測器搭載著印度的太空雄心,在斯里赫里戈達島點火升空。儘管此次發射是否成功,要在300天后(2014年9月24日)探測器抵達火星並開始工作才能得出結論,但是印度人在航空科技上所取得的關鍵字巨大突破,足以震撼世界。
  無論在印度人還是外界眼中,此次火星探測之旅的意辦公室出租義都超過了單純的科學層面,它成為印度彰顯國家實力和遠大抱負的一個圖騰和象徵。
  挫折中的前進
  此前,在2010年12月25日GSLV火星探測器發射50秒即以自爆告終,巨大失敗後,外界都對印度航空航天宿霧工業的發展模式和速度報以懷疑的目光。此次火星探測計劃僅僅有15個月的籌備時間,更讓許多人加深了印度行事“急功近利”的印象。
  但鑒於航天工業對技術、工業基礎、管理體制的超高要求,各國航天事業的發展基本上都經歷過這樣一個“挫折—發展”交替的波動時期。
  1962年蘇聯發射“火星1號”探測器之後不久,印度“火箭之父”薩拉巴伊就提出了建立航天工業計劃,這一計劃得到了年輕的英吉拉·甘地的青睞。在這位新總理的支持下,1962年印度國家空間項目研究委員會(1969年被印度空間研究組織(ISRO)替代),印度的太空之旅正式拉開帷幕。
  那時的印度對航天發射連直觀印象都欠奉,經國家高層出面協調,才使美國答應在印度境內發射一顆小型高空火箭。有趣的是,美國人存心糊弄,火箭技術含量太低,箭首儀器艙當時甚至是被自行車馱到發射場的。
  成立之初的軼聞見證了印度航天工業草創時期的窘迫,但是印度在航天領域的發展還是較為迅速的:從基礎理論積累到衛星遙感技術、應用衛星與火箭的研發,從1962-1993的31年間,印度所堅持的是一條相對踏實和循序漸進的發展道路。直到1993年PSLV(極地軌道運載火箭)研發成功,和從俄羅斯引進低溫液態氫氧發動機實物,印度太空工業才驟然步入快車道,加入了國際競爭的舞臺。
  1993年以後,印度在火箭發射上的波折固然有製造業基礎薄弱、管理體制不順等原因,但把問題全歸於印度自身也非事實。
  事實上,印度自主研發的PSLV(極地軌道運載火箭)發射成功率極高,在國際商用發射市場上信譽不錯,(地區同步軌道運載火箭)GSLV火箭的頻頻失手,追根溯源和美國人脫不了干係。印度在蘇聯解體後利用俄羅斯航天工業資金短缺的困局,曾經和俄羅斯談妥了低溫液態氫氧火箭發動機的轉讓合同,但是美國為了防止航天領域新玩家的出現,竟以該技術會被拿來軍用為理由(事實上軍用導彈的發動機絕大多數都是固態而非液態的),向俄羅斯反覆施壓,最後強逼俄羅斯取消了技術轉讓合同,只給印度提供了發動機實物。
  在配套研究上已經有巨大先期投入的印度人只好臨時改弦更張,拆開機器用逆向研發的方式來自主研發。
  用了11年完成新型火箭發動機的研發,並投入應用,成為繼美、俄、歐盟、中、日之後第六個掌握此技術的國家。印度的動作倒不慢,但是這種逆向研究終歸是要在欠缺完整技術資料的情況下,吃透人家的技術,中間出現波折也在所難免。
  同時,1993年以後印度航天工業“大躍進”式的急切心理,也和外部環境的變化有關。冷戰結束使國際商業航天市場呈現出井噴式的發展勢頭,形成一個年交易額近6000億、且年增幅10%以上的巨大市場。如果印度在一個新興市場前繼續循規蹈矩,坐待航天工業尤其是精密儀器和新材料行業的緩慢成熟,只可能喪失先機。
  對印度來說,利用自身良好的國際交易環境,從歐盟、美國和俄羅斯引進成熟技術、搞萬國牌火箭總的看來也是一個費效比較高的選擇。雖然GSLV火箭7次發射,失敗4次(ISRO自己承認失敗3次)、部分失敗1次的糟糕戰績讓全世界都開始低估印度的航天能力,但印度在2008年曾取得過一箭十星這樣的巨大成功。此次“曼加里安”號火星探測器的發射成功,可以給我們一個更為清醒的認識,印度的航天工業發展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其仍不失為國際航天領域的有力競爭者之一。
  商業市場的獨特優勢
  細分今天的國際航天市場,發射衛星對這門生意來說只是初窺門徑而已,目前絕大多數成功的航天大國,已經由單純的替人發射衛星轉向整星出口業務,也就是說向客戶提供從商業衛星研發、製造、發射到地面配套設施,建設人員培訓的全面服務,這對一個國家航天技術的綜合發展水平提出了巨大挑戰;同時,航天科技向其他領域的轉化和滲透,也成為航天工業強有力的支撐點。
  作為現代科技的塔尖部分,航天技術具有很強的帶動效應(通常認為該領域每1美元的投入就可以帶來7美元的收益)。但是將航天領域的新研發成果轉移到其他相關領域(例如風能、太陽能的發展都和航天技術密切相關),不僅需要航天領域自身的強大,更依賴整個國民經濟的良性運作。印度薄弱的產業基礎,無疑限制了這個南亞大國航天科技成果的轉化速率。也就是說,即便科學家們創造出有價值的成果,印度的產業發展水平也不具備將其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
  總的來說,航天工業在印度目前還處於高度依賴國家“輸血”的階段,其造血能力及市場化程度遠未達到美國和歐盟所能達到的高度。這也是為什麼此次發射成功後,許多媒體都質疑7000多萬美元 “與其用來爭面子不如用來飽肚子”的原因。大凡一個產業要用納稅人的錢補貼都免不了這樣的批評。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印度所面臨的問題對於進入該領域的新興市場國家而言(包括中國),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且印度也並非沒有自己的獨到之處,與老牌航天大國的良好關係就是其顯著優勢之一。國際航天市場受政治氣候影響極強,從衛星、火箭的整機研發到遙感、動力等技術細節,都屬於國家科技領域的核心機密,軍用與民用之間的界限也十分模糊;這就使衛星由誰研發、由誰發射、跟誰合作、向誰購買,都要嚴格考慮到國家間的政治關係和親疏遠近。
  印度在新興工業化國家是同時和美、俄、歐都保持密切關係的一個特例。雖然由此帶來了航天技術“萬國牌”的詬病,但不得不承認能從各國拿來技術和業務也是本事。
  分析印度近年來的航天商業市場拓展,英語國家尤其是英聯邦諸國已經成為其重要的客戶源。2006年3 月,布什訪印期間雙方簽署的衛星發射航天合作協議,給印度打開了商業發射市場的大門:如果沒有這個協議,任何美國製造或有美國部件的衛星印度都無權發射。也就是在同一年,印度贏得了為歐洲製造和發射通訊衛星的合同,使其一下子步入為數不多的獨立生產發射地球同步通訊衛星的國家陣營當中。
  今天,ISRO的合作伙伴中,阿裡航天公司、德國、比利時、意大利、法國、加拿大、英國、瑞典、保加利亞等歐美洲伙伴占據了大半個陣營。與之相比,中國與歐洲及美國在商業航天領域的關係則很大程度上是疏離的。這種親密關係的標誌性成果,就是2012 年印度發射加拿大軍事衛星藍寶石(sapphire)。該衛星是加拿大太空軍事監視項目的核心,而且具有與美國太空監視網分享數據的功能。要沒有高度互信,加拿大是很難把這樣一顆高度涉密的衛星交到印度手上,而不用擔心泄密的。
  印度的另一大優勢就是其基礎理論、軟件研發、財會制度和經營模式上與西方世界的對接性。由於資金有限,印度的航天工業一開始就允許民間資本參與。大量私人公司雖然目前還不足以完全滿足印度航天工業對資金和技術的需要,但為其提供了高度國際化的人才與管理體制,從長期看,它使印度航天工業的發展走在了正確的方向上。
  在西方世界既是國際航天市場最大買家,也是最大賣家的情況下,語言、制度和思維的對接性,使印度可以在市場上靈活地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1  亞洲領跑者的競爭是個偽命題
  印度火箭發射的成功具有濃厚的政治意義,印度也沒想掩飾這一點。
  按照印度在2007年海德拉巴國際宇航聯合會大會上公佈的計劃,印度原有的太空計劃是2014年實現載人航空,2020年完成登月計劃。中國“嫦娥號”的成功發射促使印度修正原定計劃、臨時提出火星計劃。
  發射成功後,《印度時報》迫不及待的宣佈“為贏了這一局而自豪”。事實上這種將傳統軍事政治思維帶入新的科技領域的論調,既無新意也不知所云。印度的自豪可以理解,不過“曼加里安”號的成功算不上中國的失敗,“曼加里安”號的失敗也不會是中國的成功。在探索火星的問題上,人類是存在著明顯的共同利益,人類探索太空所進行的技術努力,在目前看來也還不具有強烈的排他性與零和邏輯。
  航空航天技術固然存在著軍事利用的前景,但是它和軍事問題畢竟還是不同的兩個問題。《中國新聞周刊》在採訪AIRCRAFT(《航空器》)雜誌專欄作家Kristin Hare時,他就認為,“未來的空天一體化競賽絕不只是中國和印度兩家的競賽,相反兩國的共同利益是明顯的。他們都需要面對一個由美國和歐盟把持的市場,及一個初見輪廓但兩國都未參與其中的太空規則。”
  作為後來者,中國和印度在爭奪市場份額、搶占技術高地和建設專利圍欄等許多問題上,固然存在著競爭關係,但這種競爭是每一個市場玩家都會遇到的。太空競賽是存在的,但所謂“亞洲的競賽”則屬於偽命題,這場競賽必然是全球性的,而且很長時間不會以亞洲為主角。同時,太空也是一個足夠廣大的增量市場,競爭會促進各國航天技術的共同改善。承認印度是一個有力的選手,對其成功樂見其成,對其教訓引以為戒,這才是一個正常和成熟的態度。 (特約撰稿/於海洋)  (原標題:專家稱中印在太空並非只是競爭 存在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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